秦朝末年，爆发农民大起义，秦王朝由此覆灭。又经多年楚汉之争，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。由于秦末的连年混战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人民困苦不堪。西汉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，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教训，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，一是繁苛徭赋，二是严刑酷法。以此为镜鉴，几任统治者都实行“无为而治”，贯彻轻徭薄赋、明法宽刑政策，使人民得以“休养生息”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。其中汉文帝刘恒做得尤为突出，因而成为西汉“文景之治”的开拓者。
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第四子，生于汉高祖五年(公元前202年)。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196年)，刘恒被封为代王，刘邦死后，吕后专权，大封吕氏兄弟及其子侄为王，形成取代刘氏天下之势。公元前180年吕后逝世，诸吕阴谋发动叛乱，太尉周勃、丞相陈平、大将军灌婴联合诛灭诸吕，拥戴刘恒登基称帝，这就是汉文帝。刘恒在位期间，执行轻徭薄赋、明法宽刑的政策，安定人心，发展生产，使社会经济逐步繁荣。刘恒死后，其儿子刘启即位，这就是汉景帝。刘恒、刘启两朝近40年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的历史，史称“文景之治”。
汉文帝刘恒注重发展农业生产，恢复周朝建立而后长久废弃的“籍田”制度，鼓励农民勤于耕耘，不违农时，后来这项制度坚持下来，取得了一定的实效。
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刘恒继续执行轻徭薄赋政策。公元前178年，他下诏免除天下田赋之半，即三十税一；公元前177年，又下诏免除晋阳(今山西太原)、中都(今山西平遥)百姓田赋三年；公元前168年，规定只收当年天下田赋的一半；公元前167年，再次下诏，“除民田之租税”，又将口赋(人头税)由一百二十钱，减为四十钱，仅为原来的二分之一。在徭役方面，他将成年男子一年服役一个月，减为“三年而一事”，削减三分之二。农民能从中得到某些现实利益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，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。
在废除苛法严刑方面，汉初诸帝也作出了很大努力。刘邦时做出约法三章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，馀悉去秦法”以争取民心的归附。惠帝、吕后时期，颁行赎罪令，废除三族罪、妖言令，判处重要罪犯，不再株连父族、母族、妻族，说错话也不再治罪。
文帝时明令废除族诛法、连坐法、诽谤妖言之罪，还废除了最为残酷的刑罚“肉刑”。他认为古代圣君明主治理天下，专设“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”，疏通治政的渠道，招致进谏的臣民。如果设立诽谤妖言之罪，臣民不敢畅所欲言，君主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，朝廷不能招贤任能，所以这种法令应予废除。强调“以德化民”，在统治实践中采取一些明法宽刑措施。
景帝即位后，继续执行其父文帝制定的政策，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，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，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，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，散钱多得无法计算。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，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，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。
元嘉之治
元嘉之治”是指东晋南北朝宋武帝至宋文帝时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。“元嘉” 是南朝宋文帝刘父路的年号，因其政治较为清明，又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，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终于有所物复、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。
刘宋武帝刘裕吸取东晋灭亡的教训，十分注意集权于中央。他重用寒门，压抑豪门士族，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。
宋武帝刘裕死后，长子刘义符即位，两年后，辅政大臣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借其嬉戏失德将其杀死，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，史称宋文帝。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，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，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“通租宿债”，又实行劝学、兴农、招贤等一系列措施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社会生产有所发展，经济文化日趋繁荣。由是“三十年间，氓庶蕃息，奉上供徭，止于岁赋。晨出暮归，自事而已”，“民有所系，吏无苟得。家给人足，即事虽难，转死沟渠，于时可免。 凡百户之乡，有市之邑，谣舞蹈，触处成群，盖宋世之极盛也”。宋文帝统治时期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，史称“元嘉之治”。
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“元嘉之治”衰败。其实，作为一种政治局面， “元嘉之治”衰败于宋孝武帝时期。孝武帝对元嘉时期的制度多有改革。但他的改革除少数有积极作用外，大多祸国殃民，从而导致了“元嘉之治”局面的衰败，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。
“元嘉之治”是宋武帝刘裕和宋文帝刘义隆共间意就的。特别是宋文帝继位后， 提倡节俭、 轻徭薄赋，重视发展农业生产，使元嘉时期成为南朝的鼎盛时期。
贞观之治
唐太宗李世民， 是唐朝第二位皇帝，他名字的意思是“济世安民”。他被史学家司马光誉为“太宗文武之才，高出前古。盖三代以还，中国之盛未之有也”
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“贞观之治”，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治世，或者可以说这是最接近古代理想社会的时期。
关于“贞观之治”，太宗所说的“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”大约是最简约的概括了，《通鉴》涉及贞观之治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的。
唐太宗能够倡导文教，以诚信治理天下，他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，重农桑，轻徭薄赋，纳忠谏。太宗的知人善任、虚已以听和归美群臣都为后世所称赞，因此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也成为古代社会君臣关系的典范。
史书记载:贞观年间“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，大姓豪猾之伍，皆畏威屏迹，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（监狱）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，米斗三四钱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，自山东至于沧海，皆不粮，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，行客经过者，必厚加供待，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”
唐太宗开创的“贞观之治”是封建时代太平盛世的典范。唐太宗以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思想家的远见卓识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治道资源。包括他居安思危的优患意识、以史为鉴的反思精神、静抚天下的治国方针、民为邦本的民本情结、选贤任能的人才战略、从善如流的为政风格以及先正其身的安天下之道等，都值得后世认真研究和学习。
古今中外治国大事 扩展
治国大事是指国家政权的建设和管理，古今中外都面临着治国大事的重要课题。古代，治国大事重在礼乐教化、治兵抚民，以及国家统一和疆土扩展。而今，治国大事包括政治体制改革、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、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。中外治国大事存在共通之处，都要求领导者具有远见卓识和谋略智慧，积极而稳健地处理国家事务。同时也需要广泛凝聚民意、培育国家文化、加强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工作。
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，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国家发展的需要，才能有效治理国家。
